人性 道德 法律
——读《朗读者》有感
谭艳辉
趁着周末，窝在家里看完了本哈德·施林克的这本《朗读者》，午后的阳光分外耀眼，我拉下窗帘，室内略显暗淡，风在屋外呼啸，住在麓山脚下，感受到的风声比城市的中心凄切。
但是，心情依然沉湎。卡夫卡说：“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。”《朗读者》就是这样的书。
虽然众多评论家都认为《朗读者》描述的是一个伟大的、需要最细心呵护的爱情故事，电影版《朗读者》亦是如此安排情节的，可我对此持不同意见，爱情固然是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，可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应该是忏悔，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忏悔。
战争、服从、罪恶、生存、救赎、秘密和羞愧，还有怯懦和徘徊，人性中的光辉和软弱，作者用一种庄重的笔触将这一切都浓缩在一个短短的故事里，正如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所说：“当我们不怀有任何探究之心去读《朗读者》时，我们会不时地陷入那种巨大而美丽的悲悯。”
是的，邪恶和善良一样，充斥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个人的内心，它之存在，如同自然之法则。这无关乎伟大，无关乎道德，甚至无关乎法律。
《朗读者》是二战反思的一部小说，这种反思比早先对“恶法非法”的反思更进一步，也不同于我们习常所言的“自然正义”，那时代的所有人，被裹挟着进入到一种生与死的集中营，但是，无论那些被“屠杀”的犹太人，还是那些“参与”屠杀者们，人性中最软弱的东西，都会清晰的绽放，甚至超越罪与罚、生与死、尊严与肉体。
那世界是一个场，在集中营中，规则在思考着，人们却没有思考，或思考的很奇怪。汉娜，也许无知于道德，甚至无知于正义，但是，她没有无知于法律，毕竟，在战争中她捍卫了国家的法律，及其纳粹组织，宁可让三百人活活地烧死，甘当一个凶残的刽子手，因为，作为看守，职责就该如此。所以，我认为，之于那些既定要死去的关押者们，汉娜，别无选择。
犹记得，美国南北战争有一个受难者名叫亨利·威尔兹，军衔是南军上尉。被迫参与战争，并派去战俘营工作，后来战争结束了，战俘被释放，南方的士兵也渐次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，可亨利·威尔兹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，并在那栋著名的白色建筑国会大厦前处以了绞刑。他死前留下一段话：“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，也是不愉快的。但是，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而指责我，可是，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，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报复。”
的确，亨利·威尔兹与汉娜都只是苦难者们发泄和报复的载体而已。
也许我们会问：汉娜为什么不逃避，而选择了加入？这是一个复杂到可以触及人之愚昧性乃至人民主权、社会契约论、政府或国家之产生等原点般的话题。为什么呢？这也是一个对法律道德性最大的质疑，我们到底是否要生活在规则之中，抑或，我们的常识能否超越到作出一种判断：我们是选择服从，还是选择反抗？
毫无疑问，无论你是否是犹太人，你几乎没有过多的选择：要么等待死亡，要么选择妥协。逃避是痛苦的、艰难的。生与死，规则与正义，有时候居于天平的两端，汉娜只是选择了其一。
同时，也是最为深层的，《朗读者》透射了人的最脆弱的本性，这个本性就是：羞愧。人的伟大不是其他，不是服从规则，不是反抗暴力，不是伸张正义，而是怀着一份羞愧之心，或者说，是良心。
汉娜的羞愧在进入到集中营工作的瞬间就开始了。
最初，她没有从法律和道德、正义和邪恶角度思考，她是去找寻一份工作的，是在大背景之下作为一个凡人去寻找一份工作而去的。随后，她发现，作为一个“看守”的职业，她们要做的是屠杀，而且这种屠杀毫无任何妥协和回旋的可能性。汉娜的第一个救赎或者羞愧之举，是对先死和后死者的甄别，她总是挑选那些纤弱和细嫩的人来为她朗读，并且把她们保护起来，不让她们劳动，让她们吃好穿好。我宁愿相信她是想让她们在临死前过得好一点才挑选她们的，并且对她们施以某种自我安慰的“朗读”也是她的恻隐。而之于汉娜自己，朗读也是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做法，是灵魂疗伤的一种方法，是通向文明的一把钥匙。
战争结束了，正义出来了。
汉娜，知道也许不知道，她们的惩罚要在不久后到来，抑或自然的就到来了。可她没有选择逃避，而仅是通过让米夏为其朗读来缓解和疗伤。
反省，其实到这里不会停止。正视真相和努力思考问题本身变成了随后的主题。是的，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：如果换成是你，你该怎么做？如果你是受难者、审判者、参与者和旁观者，在接下来的审评、清算和反思中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正义在这个时候仿佛光芒耀眼，但是，《朗读者》节制了正义，它更多的是讨论，人们对自己已然行为的态度，以及对是否逃避被谴责的态度。羞愧，或救赎，让汉娜选择了认罪，甚至，她选择了承担，自己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。她担当了，一群人的“罪恶”。
到这里，法律的悖谬和对人性的伤害，开始凸显出来。
我们要追问：我们要不要服从法律？我们要不要鉴别法律的对错、好坏？我们能否用现在的法律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审判？我们能否一以贯之的将正义进行到底？我们的标准在哪里？
电影版的《朗读者》借助法学教授的嘴说出法律的原则是：要证明是谋杀，先要证明意向的存在。……真正的问题不是“这错了吗”，而是“这合法吗”。这里的“法”不是指我们现行的法律，而是指事件发生时期适用的法律。
我们知道，使汉娜获罪的一是幸存者女儿的证词，她的证词似乎证明着汉娜在有意识地让某一种人死，有着主观杀人的愿望。二是那份撒了谎的教堂火灾报告。因为报告的撒谎说明她们锁教堂的行为导致三百人被烧死，从而证明汉娜有杀人的意向。
但问题在于，汉娜因为诚实地指证其他人，而被其他人一起指证为主谋。而她又为了自尊不肯当庭说明自己不识字。于是，尊严和作为道德的诚实，在这里付出了法律上的代价。
“我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屠杀犹太人那段可怕的历史？”《朗读者》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：对罪恶的理解和谴责的永不调和的痛苦是一代德国人的命运。小说以一个人的命运诠释了全人类的命运，那就是，所有的人都只能生活在历史里，生活在历史掩映下的现实中。